燕南园51号
文 | 徐泓
据数学家江泽涵先生的长子江丕桓回忆，他们家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从老北大宿舍沙滩中老胡同32号搬进燕南园51号的。那时他已从北大物理系毕业，两个弟弟江丕栋20岁、江丕权18岁。
中老胡同32号的北大宿舍，由清末光绪年间瑾妃、珍妃娘家的王府改建而成，两进四合院里先后住过30余户北大教授，江家曾在那青砖瓦顶的平房里住过五六年。而燕南园则是西式别墅群，51号坐北朝南，一栋二层小洋楼，从中隔开分住两户，江泽涵家住西侧，饶毓泰家住东侧。楼前庭院开阔，门廊与矮墙围合出一方小院，青砖铺地、花岗石台阶，草坪铺展，树木葱郁。江丕桓说，从1952年到1994年父亲、母亲先后去世，我家在燕南园51号住了四十余年。
江泽涵先生在这里教书、做研究、带学生。42年如一日，深耕现代数学前沿，以《不动点类理论》实现关键突破，带领弟子完成了创立中国拓扑学的代际接力。
一
19岁的江泽涵
江泽涵（1902—1994），安徽旌德人，家住黄山脚下的江村，地属皖南古徽州，风景秀丽，粉墙黛瓦，文化发达。100多年前就有江村书屋，明清时期出过进士举人百余人，民国时期有博士学士十余人。晚年的江泽涵在回忆自己童年时说：“由于故乡的文风，人们对文章的崇敬，培养了我从幼小就有了读书的观念，能静静地、认真地读书，并培养成能沉静思考问题的性格。”
1917年江泽涵高小毕业考得第一，父亲决定培养家中唯一的儿子继续读书。一个特殊的机缘助他北上求学，1919年江泽涵被南开中学录取为二年级学生。1922年秋他考入南开大学理科，遇到了姜立夫先生，成为一生的转折点。
姜立夫先生
姜立夫（1890—1978），浙江平阳人。出身农家，幼年失怙，由兄嫂抚养。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美，与赵元任、胡适、竺可桢等第三批赴美，他先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数学系，师从J.L.库利芝（Coolidge）；他的博士论文《非欧几里得直线球面变换法》，用代数与微分几何方法研究射影空间与非欧空间对应关系。1919年获数学博士学位。最后一年同时担任哈佛大学另一位顶尖级数学家威廉·F.奥斯古德（W.F.Osgood，1864—1943）教授的助教，修读博士后。
1919年10月姜立夫回到上海，行李只有两箱书、一块黑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把一座空教室的钥匙递给他，说：“先生，这里以后叫算学系。”于是，中国北方最早的现代数学系在一条长廊尽头挂牌，初期仅姜立夫一人授课，史称“一人系”。
江泽涵先生在《回忆姜立夫老夫子》一文中，讲述了姜立夫先生如何指引他走上拓扑学之路：
1922年我考入南开大学理科，立夫先生是当时南开大学数学系唯一的教师。他为我讲授初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高等微积分、高等代数、复变函数论，直至n维几何与微分几何。他讲课极有章法，板书严谨，要求学生用方格纸做题，养成一丝不苟的习惯。我原本对文史哲抱有兴趣，正是在他的课堂上，逐渐被数学的逻辑之美吸引，大二下学期毅然转入算学系。
立夫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体现在每一份作业的批改里。他亲自审阅，哪怕是标点符号的错误，也会一笔一画改正。有一次我在极限证明中跳步，他没有直接指出错误，只在旁边写了“再想想”三个字。我回去重做三遍，才补全了逻辑链条中最关键的环节。这份严格的训练，成为我一生治学的底色。
1926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恰逢立夫先生接受厦门大学聘请。他第一时间聘我为助教，带我一同前往厦大。那一年，我们同住一套房子，既是同事，也是家人。他白天教课、写作，晚上便督促我备考1927 年暑假清华大学选派赴美数学专科生的考试——那一年，全国仅有一个名额。
备考期间，立夫先生为我量身定制复习计划，从哈佛的经典教材到最新的研究论文，都亲自挑选。他深知我偏爱几何，却特意提醒：“拓扑学是未来的方向，你要多留意。”那时拓扑学在中国尚属空白，他已凭敏锐的学术眼光，为我指明了道路。深夜我做题时，常能看到他房间的灯还亮着 ——他在为我修改申请材料，连推荐信的措辞都反复斟酌。
1927年夏，我幸运地考取了那个唯一的名额。出发赴美前，立夫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用过的《几何基础》，扉页上题写：“求真，求严，求新。” 他嘱咐我：“去哈佛吧，那里有最好的数学传统。”后来我才知道，他推荐的导师，正是他当年的恩师J.L.Coolidge教授的门生。
1927年9月，江泽涵乘“杰克逊总统”号邮轮赴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先后师从两位著名数学家、拓扑学的奠基人。
一位是拓扑学“临界点理论”开创者H.M.莫尔斯（Morse）。江泽涵的博士论文《论退化牛顿位势的临界点》（《On the Critical Points of Degenerate Newtonian Potentials》），就是把莫尔斯理论用于调和函数与变分问题，打通拓扑与分析，其核心结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江泽涵定理。他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一位是代数拓扑学奠基人莱夫谢茨（Solomon Lefschetz，1884－1972）。1930—1931年江泽涵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师从莱夫谢茨（Lefschetz）修读博士后，主攻不动点类理论（Nielsen 理论），这是他后来一生学术的核心方向。
1931年初，北大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以“姜立夫推荐” 名义，正式邀请江泽涵任教。江泽涵后来回忆：“当时我想到姜老夫子也是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又任助教就回国教学的，我应该以他为榜样，就接受了北大的邀请”。彼时北大数学系因经费长期拖欠，教学松弛、习题与考试形同虚设，江泽涵专攻的拓扑学在国内尚属空白。赴任前，姜立夫对他作了至关重要的叮嘱：“等到有了经过严格训练的高年级学生，你才可以教一些拓扑学；反之，如果还没有，你切不可在沙滩上筑大厦；要耐心从低年级的课程教起，随班前进，先给学生以严格的训练”。
江泽涵谨遵师命，第一学年仅在北大教授一、二年级基础数学课，严格要求学生做习题、参加考试，即便遭遇部分学生罢课抗议，仍在院系支持下坚持原则。同时，他每周赴清华兼课，为陈省身、吴大任等研究生讲授拓扑学——这是国内首次开设拓扑学课程。经两三年深耕，北大数学系学风焕然一新，得以组织高年级讨论班，研读近代文献、开展研究工作。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南迁组建西南联大，姜立夫、江泽涵同任数学系教授，江泽涵一度主持系务。姜立夫虽年过半百，仍承担繁重课程，并专注圆素几何研究；江泽涵则系统开设拓扑学课程，培养出一代青年学者。1940年以后，姜立夫出任“新中国数学会”会长，1941年又开始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为战后中国数学发展储备力量，逐渐淡出教学科研一线。但他始终关注着江泽涵和拓扑学。
1947年夏，江泽涵获教育部学术休假，原定计划是重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接续此前与莱夫谢茨的研究。临行前，江泽涵收到恩师姜立夫从国外的一封来信，信中赞美H.Hopf“好整以暇，和蔼可亲。有大家之风”。江泽涵听从了他的建议，改变了计划，决定改去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数学研究所H.Hopf处进修拓扑学。
1948年江泽涵在苏黎世
多年后，江泽涵每每提及此事，都对恩师的远见感激不已：“这是姜老夫子为我指明的最正确的方向。”
二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校数学系合并，系主任资历最老的江泽涵先生，坦然接受由最年轻的段学复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主任，他专任教授，主持拓扑学教研室，专注于不动点类理论与拓扑学人才培养。
江泽涵先生的办公室就在燕南园51号自家的书房。书架上堆满德文、英文拓扑典籍，墙上贴着复迭空间与纤维丛的草图。拓扑讨论班每周一次的讨论，也设在燕南园51号客厅，几张木桌拼在一起，江泽涵坐在主位，师生们围着黑板推演、争论。
从1953年起，江泽涵先生在数力系开设拓扑专门化班，这是国内首个系统培养拓扑学人才的教学单元，他亲自编写《拓扑学引论》讲义，从点集拓扑、代数拓扑基础讲起，每节课都写满一黑板公式，课后答疑到深夜。江泽涵的教学与研究，始终带着姜立夫的严谨底色。他要求专门化班的学生每周都要参加拓扑讨论班。截至1960年，江泽涵先生主持了六届拓扑专门化班，培养了近50名拓扑人才。其中他发现了一个出色的学术苗子姜伯驹。
姜伯驹先生
姜伯驹，1937年出生在北平的一个小四合院，父亲姜立夫已年近半百。他童年的玩具是父亲从美国带回的彩色玻璃球，球里嵌着莫比乌斯带模型。他天资聪颖，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时刚满16岁。他回忆：“我三年级做学年论文，指导老师就是江泽涵先生。他给我一篇匈牙利期刊上的论文，我很快发现其归纳法论证有漏洞。江先生起初不信，让我反复讲解，最后认可并鼓励我修正或推翻。虽未成功，但这件事让我明白：做研究不能迷信权威，哪怕是大家。”
彼时的姜伯驹，不过20岁出头，抱着一摞讲义和文献，快步走在燕南园西口那个“大上坡”，迎面第一栋小楼就是51号。江泽涵先生在书房里讲拓扑学史，指着书架上霍普夫、莱夫谢茨的著作说：“我们要做的，不是跟着西方走，是要在不动点理论这块‘硬骨头’上，做出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1957年姜伯驹本科毕业，因成绩优异被江泽涵点名留校，成为最年轻的助教。姜伯驹回忆：“1961年起，江先生逐步把拓扑学专门化课程交给我。1962年他‘脱产’攻关不动点理论，选了一个国际停滞多年的方向。他说：‘这个领域卡住了，我们师徒一起，把它捅破’。”姜伯驹正式成为江泽涵的科研助手，两人的合作进入黄金期。
江泽涵引导姜伯驹从基本群入手，每次姜伯驹拿出论证草稿，江泽涵都反复说：“我看不懂，你再讲透一点，比前人高明在哪里？”逼他把论证写得更透彻、更本质。如此反复七八次，才形成最终成果。1962年，25岁的姜伯驹在反复推演中灵光一闪：引入基本群的一个特殊子群，能有效计算一大类空间的尼尔森数。他激动地跑到燕南园51号，在书房黑板上推演给江泽涵看。江泽涵站在黑板前，沉默许久，缓缓点头：“对，就是这个，这是中国人的创造。”姜伯驹赞叹自己的导师：“他选方向的眼光极准，一下就打开了局面。”
江泽涵与姜伯驹合影
这个子群，后来被国际拓扑学界命名为姜群（Jiang subgroup），对应的空间称为姜空间（Jiang space）。1964年，姜伯驹的成果发表在《数学学报》，迅速震动国际拓扑学界——停滞50年的尼尔森理论，因“姜群”的提出重新活跃。美国数学家R.布朗在专著《莱夫谢茨不动点定理》中，专门用两章介绍江泽涵、姜伯驹师徒的工作，并称他们为拓扑学界的“中国学派”。
江泽涵同时指导的另一位研究生、1963年入学的石根华，这时也在攻克尼尔森数的实现，师徒三人形成“江—姜—石”核心梯队，燕南园51号成为国际不动点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
1966年“文革”的暴风骤雨，中断了拓扑学研究的大好势头。燕南园51号被抄家，江泽涵遭到批斗，他的拓扑典籍被搬空。姜伯驹也被下放到京郊农场，白天挑粪，晚上他把羊圈门当草稿纸，偷偷推导“姜子群”。他常去燕南园看望江泽涵，两人在院子里散步，只谈拓扑：“复迭空间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再拓展？”“尼尔森数的实现，还有哪些特殊情况？”
1973年，国际拓扑学界再次关注到中国学派的工作，有学者来信询问江泽涵、姜伯驹的研究进展。江泽涵得知后，不顾年迈体弱，开始撰写《不动点类理论》专著，系统总结他与姜伯驹、石根华等人的研究成果。那时的51号已挤住进多户人家，给江家祖孙三代留下仅有二层的一个套间。他不得已向系革委会借了一间办公室写作，但只能在系革委会不开会的时候使用。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一位七旬老者，拎着一个书包、一个暖水瓶，蹒跚地来往于燕南园和数力系办公室之间，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中断。1976年初，他终于写完了《不动点类理论》上册，基于当时恶劣的出版环境，他自费请人刻钢板油印100册，为避免无妄之灾，他署名“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
《不动点类理论》
1978年，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江泽涵、姜伯驹、石根华因不动点理论的开创性工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江泽涵专著《不动点类理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学者在拓扑学领域撰写的第一部专著，被国际同行誉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姜伯驹:育人是我们的第一使命
1983年，46岁的姜伯驹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燕南园51号的拓扑讨论班，从江泽涵时代延续到姜伯驹时代。
江泽涵说：数学是长跑，跑的不是速度，是接力。
三
江世才一家人在北平（摄于1931年10月），后排左起：胡祖望、蒋守方、江泽涵、江冬秀、江静秀，前排左起：胡思杜、江世才、江丕桓
在《数学家江泽涵》纪念画册中，这张照片的说明是：一家人在北平（摄于1931年10月）。
为什么在家人中出现了江冬秀、胡祖望、胡思杜？要知道他们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的夫人与儿子啊！查家族谱系方知，江冬秀的父亲江世贤与江泽涵的父亲江世才是兄弟。江冬秀年长江泽涵12岁，他俩是堂姐弟的关系，年幼时同住在江村一个叫“悦心堂”的大宅子里，姐姐在生活上很是照顾这个弟弟。
1917年12月，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与江冬秀完婚，次年6月江冬秀来北平定居。1918年11月23日胡适日记：“得家母噩耗，即日南归奔丧。江冬秀同行。”16岁的江泽涵在江村见到堂姐与姐夫，他日后回忆说：“冬秀姐知道我想读书，就在胡适先生面前极力说我好学，希望他能带我去北平。胡适先生答应了，说回北平时带我一起走。”
摘胡适日记：1919年1月“从绩溪上庄出发，携江泽涵、侄子胡思聪一同北上。”江泽涵晚年回忆：“这是我人生的大转折。”
胡适遗稿中保存有江泽涵致胡适的47封书信，是两人关系密切的第一手资料。摘自江泽涵早期至胡适先生的信：
“1919年1月，随先生、冬秀姐自绩溪动身，经芜湖、南京、天津到北平。同行尚有思聪侄（胡适侄子）。”
“去年（1919）1月，随先生到北平，考入南开中学二年级。”
“初到北平，一切生疏，幸赖冬秀姐多方照料，得以安心读书。”
“蒙先生携之北上，始得脱离乡塾，入新式学校，此泽涵一生之大幸也。”
“泽涵不才，唯知努力向学，以报先生与冬秀姐提携之恩。”
1923年江泽涵在书信中多次提及南开转系、是否学数学的纠结，最终在胡适的支持下确定了跟着姜立夫学数学。在史料爬梳中，我注意到胡适与姜立夫同是庚子赔款第三批赴美留学生，他知道姜立夫的学问和品行。
1927年9月家人在上海到邮轮上欢送江泽涵赴美。左起：胡适、江冬秀、蒋守方、江泽涵。前排的两个小孩（左起）胡祖望、胡思杜。
胡适、江冬秀带着两个孩子胡祖望、胡思杜再次出现在江家珍存的老照片中。这张照片的说明：1927年9月家人在上海到邮轮上欢送江泽涵赴美。
1927—1930 年江泽涵在书信中频繁地向胡适汇报留美备考、哈佛录取、博士论文（拓扑学）的进展，得到胡适在经费、推荐信上的支持。
江泽涵1931年回国任北大教授、1934年起任北大数学系主任。此时胡适正在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任上，江泽涵与他仍有书信往来，多为汇报系务、师资聘任、课程改革、经费申请等，就系里重大决策请示，都得到了胡适的支持。
1940年西南联大办学期间，战时的昆明极度匮乏国际前沿学术资料。胡适时任中国驻美大使，他给江泽涵寄来一本英文拓扑学新著，为节省邮费，撕去书的硬壳封面仅寄内页，并在扉页上亲笔题字：I know nothing about science, but it may be useful to Zehan.大意为“我不懂科学，但泽涵可能有用”。江泽涵的儿子江丕权、江丕栋回忆：“姑父胡适从美国寄来一本新出的拓扑学著作，书到昆明，算学系所有人都来手抄。”“这本撕去外壳的书让父亲如获至宝，立即组织拓扑研究组阅读、开讨论会。”不过谈到这本书最后的命运，江丕桓说：“‘文革’一来，父亲怕惹祸，把有姑父题字的那一页撕了。”
江泽涵与胡适的书信往来，到1949年8月彻底中断了。那一年5月，江泽涵从瑞士归国途经伦敦时，收到胡适从美国发来的电报，电文：Go to Taiwan（到台湾去）。在此之前胡适已多次写信劝江泽涵赴台，承诺在台湾大学为他安排教职，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江泽涵1949年6月到台湾时，胡适已赴美，但仍从美国寄信给江泽涵，再次劝他留台。江泽涵在江冬秀家见到时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傅斯年当面转达胡适的挽留之意，希望他留在台湾参与台大数学系建设。但江泽涵最终还是选择返回北平，复任北大数学系主任，并致信胡适婉拒邀约。《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卷25收录有江泽涵1949年8月致胡适信：“弟已返平，妻儿团聚，决意在此办学，望兄保重。”江泽涵在台湾与堂姐江冬秀见了最后一面。之后仅能通过海外亲属零星互通消息，再无书信往还。
因与胡适的亲属关系，江泽涵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牵连，长期不敢与胡适家人直接联系。江泽涵说：“胡适的信件，我是一封也不敢去看”。
1974年，胡祖望从美国写信给江泽涵，询问留在国内的弟弟胡思杜的情况。江泽涵当时不敢回复，将信上交组织；1976年以后才敢回信，告知胡思杜已于1957年去世。
江泽涵始终以胡适为人生与学术的引路人，晚年多次回忆起堂姐夫带他北上、助他求学的恩情。
四
青年蒋守方
蒋守方（1905—1994），又名奎贞，浙江东阳人。1922年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本科数学系，1926年后曾在厦门大学和上海大同大学借读，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29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Radcliffe学院半工半读，1930年转学至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研究院数学系学习并获数学硕士学位。1952年以后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讲授基础数学。曾协助江泽涵完成中国第一本拓扑学教材的翻译、《拓扑学引论》的编写，以及不动点类理论研究的资料整理与校对。
为什么要为蒋守方专门作以上一条简介呢？因为她被埋没得太久了！在人们以往的印象里，江泽涵夫人就是一位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通过这次写作，我才发现她也是一名数学家，留过学，获得名校的硕士学位，在北大教过书，长期以来作为“第一助手”深度参与了江泽涵的拓扑学研究。她与江泽涵是一对令人称羡的学术伉俪。
《数学家江泽涵和他的老师、朋友、学生和家人》
翻阅江丕桓、江丕栋、江丕权编著的画册《数学家江泽涵和他的老师、朋友、学生和家人》可知，他们父母的初识很可能就在姑父胡适家里，母亲在那里做家教。
1927年夏，江泽涵与蒋守方低调完婚，婚后不久江泽涵即启程赴美，胡适、江冬秀带着两个孩子陪着蒋守方，把江泽涵一直送到邮轮上。
1929年夏天，蒋守方跨洋赴美，到了江泽涵就读的哈佛大学，他们租住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处寓所，蒋守方进入哈佛大学Radcliffe学院半工半读，我查了一下，这是一所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子文理学院。
1930年7月，他们的长子江丕桓出生。随后江泽涵赴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助教一年，蒋守方也转学至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研究院数学系，并获得硕士学位。我再查了一下，这所大学即新泽西州立大学，其研究院数学系至今仍属全美前25、世界前30的顶级公立数学强校。由此可见蒋守方所获硕士学位的含金量。
1937年7月，江泽涵全家在北平景山东大街寓所合影。左起：江丕桓、江泽涵、江丕栋、蒋守方、江丕权
这张照片摄于1937年7月，江泽涵一家五口在北平景山东大街寓所。
江泽涵休学术假去美国进修一年回来，到家的日子是1937年7月6日，第二天七七事变爆发。
8月，江泽涵全家乘火车离开北平到天津，然后经南京、芜湖、宣城辗转回到了安徽旌德县江村老家。一路逃难，江泽涵行李中只带了两本德文拓扑学专著。
1937年9月北大、清华、南开迁到湖南长沙，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1月临时大学迁到云南昆明，4月国立西南联大正式成立。江泽涵奉召到西南联大教书，他分两次千辛万苦地把家人从江村老家接到昆明，直到1939年5月，才在昆明郊外西山华亭寺内安顿下来。三个孩子均未入学，蒋守方在家启蒙授课。江泽涵每天下山乘船过滇池，到昆明市内的西南联大上课。
1945年年初，西南联大在昆明西仓坡建了一个教职员宿舍，这是一个有23户的大跨院，院内都是瓦顶平房。江泽涵一家住在第5号。
《拓扑学》
江泽涵在艰苦的环境中，1943—1945年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并翻译《拓扑学》，成为第一本中文的拓扑学教材。这些成果中包含着蒋守方的心血。我注意到有几篇回忆文章都谈到：江泽涵的拓扑学著作、论文、讲义，蒋守方几乎都逐字逐句校过。她数学功底扎实，又极细心，是他最信任的“第一读者”。
江泽涵多次表示：“夫人守方帮我整理文稿，照料家事，没有她，我做不成什么事。”长子江丕桓对母亲的评价：“她是全家的主心骨，再苦再难，她都镇定自若。”
江泽涵、蒋守方夫妇
谈到在燕南园51号渡过的岁月，江丕桓、江丕栋、江丕权回忆：
父亲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早上准时到数学系办公室，傍晚回家。在家时，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看书、写文章、研究拓扑学。家里没有什么讲究的陈设，最多的就是书，书架从地上顶到天花板。
母亲也在数学系工作，主要从事教学和资料整理。她话不多，性格安静，一辈子都在默默支持父亲。父亲的论文、书稿，很多都是母亲帮助校对、整理、抄写。两人感情非常好，互相尊重，互相照顾，几乎没有红过脸。
母亲是父亲的得力助手，也是最理解他的人。晚年，父亲听力很差，后来又患喉癌，说话困难，情绪有时不好，都是母亲耐心陪着他、安慰他。
冯友兰先生住在燕南园57号，是江家的邻居，当年在昆明西仓坡时就与江泽涵家对门而居，他的女儿宗璞曾提及江老先生晚年的境况：“他老来听力极差，又患喉癌，说话困难，常常十分烦躁，江家诸弟便开导他：‘看看人家冯先生，从来都是那么心平气和’。”
江家诸弟指的是江丕桓、江丕栋、江丕权，而江泽涵先生总是随着三个男孩称宗璞为冯姐姐。宗璞说：“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探望，正值修理房子，屋里很乱，江先生用点表示家具什物，用线表示距离，做了一个图论的图，以求搬动的最佳方案。他向我讲解，可惜如对牛弹琴。江家老二说江先生的墓碑上要刻一拓扑图形。想到这拓扑图形将也掺杂在拥挤的墓碑群中，很是黯然。”
江家三子感念父母从小给于他们的家教与家风：“‘凡事要自立，不要依赖家庭、不要依赖亲戚。’父亲常讲：‘路要自己走，学问要自己做，饭要自己挣。’母亲常说：‘求人不如求己。’我们从小就自己洗衣、劈柴、种菜。”
江泽涵是拓扑学大家，蒋守方也是数学家，但他们从未要求儿子必须学数学，鼓励他们依兴趣选择方向。三个儿子先后毕业于北大、清华，分别从事了力学、生物物理等领域的教育与科研工作。
1992年，江泽涵九十寿辰。江泽涵夫妇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在北大数学系设立了“江泽涵奖学金”。
1994年3月，蒋守方因病去世，十天以后，3月29日，江泽涵与世长辞。小儿子江丕栋说：
“父母相守一辈子，最后在同一个月里先后走，仅差十天，像是约好了一样。”
“他们一生同甘共苦，最后生死相随，这是他们的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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