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67岁的清朝摄政王载沣,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卖掉了醇亲王府。四儿子溥任摔了当票,吼道:“这是祖宗家业!”然而他一句话就让儿子闭了嘴。
什刹海后海北沿,醇亲王府门前那对石狮子被红布蒙上了眼睛。195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搬家公司的板车排到巷子口,松木家具一车一车往外运。
67岁的载沣坐在正殿空荡荡的堂屋里,手摸着一块地砖,砖侧刻着“苏州府督造”五个字——那是他十岁那年,蹲在院子里亲眼看着工匠铺上去的。五十七年过去了,砖还在,王朝没了。
卖掉王府的决定,是入冬前做出的。那年秋雨格外多,王府东墙让雨水泡塌了一截,墙皮剥落,露出里面“万寿无疆”的彩绘。管家算了笔账,修墙要五百斤小米。
载沣翻开存折,余额三十七块钱。他摘下手上一个翡翠扳指,让小儿子溥任拿到琉璃厂卖掉,换回来的钱买了面粉,没几天就见了底。
就在这个时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的人带着测量仪进了王府。他们要办学,看中了醇亲王府的地界。对方开价七十万斤小米,载沣没答应——不是嫌少,是觉得低了。
他把管事的请进正殿,掰着手指头数:五进院子、一百三十间房、康熙年间的楠木房梁、后花园两百年的老槐树。最终合同上写的是九十万斤。旁人问为何主动抬价,他说了句:“不能让国家吃亏。”
成交签字那天,家里人多数沉默。小儿子溥任心里堵得慌,祖上传下来的宅子说卖就卖了,搁谁身上都受不了。载沣没多解释,只让他去西厢房搬一口樟木箱子。
箱子打开,圣旨、金牌、族谱,整整齐齐码了一箱子霉味。载沣拿起族谱翻了翻,又放回去,说了一句:“留着这些,比留房子有用。”
话虽这么说,搬家的头天晚上,他还是一个人在府里走了很久。从正殿走到后花园,从东厢房走到西跨院。这宅子他住了六十七年,出生在这里,结婚在这里,接摄政王印玺那天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1908年冬天,两岁的溥仪被抱上龙椅,载沣跪在养心殿龙案前接过那方印玺的时候,手抖得厉害,汗水把印玺的绸套洇湿了一片。那一年他二十五岁,大清最后一位摄政王,掌管着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
往后三年,他见过凌晨四点的北京城。煤油灯下批奏折,裁撤八旗冗员的折子、筹建海军的折子、罢免袁世凯的折子,批一份少一份希望。
武昌起义的枪声传到北京那天,他坐在书房里一下午没动。到十二月退位诏书上盖印的时候,窗外梧桐叶子落了个干净,他二十八岁,政治生命戛然而止。
退位之后的几十年,载沣活成了一道旧时代的影子。书架上同时摆着《资治通鉴》和《新青年》,1912年孙中山来北京,他去见了面,回来对家里人说“孙先生是个人物”。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跑到天津当寓公,载沣没有跟去,宁可守着醇亲王府吃粗粮。
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亲手把府门口的下马石拆了,钉上“居民大院”的木牌,让子女管自己叫“同志”。从前吃饭有银针试毒,后来端起粗瓷碗喝白菜汤,倒也自在。
但他心里清楚,时代已经过去了。1931年溥仪去东北当“执政”,他骂了一句“儿皇帝”;1945年溥仪被苏军俘虏,他抽了一夜烟。这个当了一辈子“皇父”的人,早就把王朝这回事看透了。
当年出使德国,德皇让他跪拜,二十出头的载沣梗着脖子只行鞠躬礼,那份骨气当年传回国内人人叫好。可骨气撑不住一座王府,也撑不住一个时代。
卖掉王府换来的九十万斤小米折成现钱,载沣留了一半做家用,另一半分成了八份,每个子女各得一份。分钱的那个晚上,他在煤油灯下挨个叮嘱,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学门手艺,比守着金山银山都强。
搬到东四北魏家胡同的小院之后,载沣的生活更简单了。几间平房,一个小院,窗台上摆了几盆水仙花。他时常坐在窗前看花出神,有时候从口袋里摸出半块缺了角的玉佩,摩挲几下又放回去。
那是他第一任未婚妻的遗物,1900年庚子事变,姑娘吞金自尽,岳母临终塞给他这半块玉,留了一句话:“莫负百姓。”这句话他记了五十年。
1951年2月3日,载沣在那座小院里安静地走了。身上盖着一件旧棉袍,袍子的衬里是1912年退位时剪下来的辫子改的。头发存了四十年,到底跟着他入了土。手里还握着那半块缺角的玉佩。
北四环的北航校园里,当年醇亲王府的那几棵老槐树至今还在,春来抽芽,秋来落叶,两百多年了,一棵树比一个王朝活得长。树底下走过多少年轻学生,大概没几个人知道,脚下这块地,曾经有一个老人用九十万斤小米,为他的时代体面地结了账。
牛达人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